口气大、脾气大、架子大书记
黄瑶主要事发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其在该地前后任职达九年之久。
一位省政协委员称,值得注意的是,在1992年6月,黄瑶刚升任为黔西南州委书记之职4个月后,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在官场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位政协委员表示,黄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其实是其权力的巅峰,而后来任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时,都没这么大实权。
据接近黄的官员表示,黄瑶当时由于是自治州的一把手,实际权力远远大于其他省平级的地级市领导,“在黔西南州主政期间,黄瑶完全是一方诸侯、封疆大吏,集大权于一身,而作为自治州,还有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的权利,黔西南州的大事小事,没有黄的点头,根本不可能顺利实施。”
一位研究农业的省社科院专家表示,黄在黔西南州并无太大的政绩,其个人比较倾注心力的是引进新西兰畜牧项目,并与新西兰方面有很多接触。据了解,黄的一个儿子后移民新西兰,另一个儿子则在省内从政,最近刚受到提拔。
黄后来上调至省委宣传部,“也带有州委书记的余威”。贵州省宣传系统一位官员总结说,黄彼时有“三大”风格,——口气大,脾气大,架子大。
到省上工作后,黄则给人们留下另一个印象。一位省级政府官员称,在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期间,锋芒有所收敛,行事低调,以至出事后,贵州人才感觉他“浮现”出来。
不过,也有官员表示,他在讲话时,仍显得很有个性,常常脱稿讲话。
一个被举到的例子,是2007年,黄在全省一次非公经济会议上称,目前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是“配套的落后”,这个配套是指政府提供的平台及政策环境,他认为政府要加大力度改造。这一观念“深得民营企业的认可。”
据一位接近黄的政府官员表示,黄对非公经济这块一直很重视,在任省政协主席期间,他首次召集省政协委员中的民营企业家“培训”,以提升这些企业家各方面理念。此外,他还很支持在外黔商的发展,广东、云南、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贵州商会成立,黄均赴会参加“这在其他省是不多见的”。
前述省政协委员评价说,黄的总体能力、综合素质及对外展示的公众形象,还是过得去的,作为一位正部级的官员,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很难混得下去。
金矿乱象 官商勾结
近日,贵州司法界人士再次向记者证实,黄瑶落马的另一原因则是其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当地金矿的违法开采有关,“两年前贵州司法系统已经沿着这两条或明或暗的线索开始调查。”
黔西南州下辖的8个市、县几乎县县有黄金,被称为“中国金州”。
据当地学者介绍,其他地区黄金产量是以“两”计算,而黔西南州是以吨为单位。官方预测,全州黄金探明储量342吨,控制远景储量1000吨以上。
黄金的诱惑吸引了蜂拥而来的淘金者,这些人用各种手法逃避国家对采矿的严格管制。
“当年黔西南州的金矿开采当中,基本上算是三分之一的金矿有证,三分之一的金矿证件不全,三分之一的金矿根本没有证。”该司法界人士表示,即使“有合法的手续开采的金矿,也通常在从事非法开采”。
该司法系统人士举例称,黔西南州的一些金矿本来是国家不允许开采的,但旁边恰好有一个允许开采的矿,一些“精明”的老板,便用请当地官员入干股等方式,通过合法手续取得开采权,进而明目张胆地开采旁边国家不允许开采的金矿。
“黔西南州晴隆县是重灾区,遭查处的人员最多,目前绝多大数人员仍关押待审。”上述贵州司法系统人士说道。
他透露,晴隆县金矿违规开采案,两年前就有200余基层官员及矿老板被捕,大部分至今仍未结案。
贵州省社科院一位专家称,尽管黔西南州有这么多黄金,由于这些乱采行为,黄金未能为全州财政贡献丰厚的税收,也未改变黔西南州的贫困面貌。
金矿违规开采导致的更为严重后果是,由于过去管理不规范及技术的落后,全州黄金小矿林立,植被破坏严重,尾矿、废水乱排放,且掠夺性开采导致环境污染、水土流失。
2008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就曾通过卫星监测和无人飞机航摄,发现晴隆县部分乡镇存在大量非法黄金采矿点。
司法系统人士称,黄瑶在黔西南州任职有8年之久,无论他有无违纪行为,对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当时的调查也指向了黄。
贵州省社科院专家介绍,在“十一五”期间,贵州省政府已着手对黔西南州金矿进行重点整治。通过设置规模、技术两大技术门槛,将小矿主拦于门外。“黄金将继磷、煤、铝之后,成为资源大省贵州的后起优质资源。”
东窗事发背后
当地多位分析人士称,“黄瑶落马可能会波及到他过去的下属。”
几乎所有贵州政商界的受访者众口一词地表示,尽管已经离开了黔西南州一把手位置十年,但黄瑶的违纪行为与黔西南州应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贵州省社科院的另一位专家在黄瑶东窗事发后发出感慨。
在贵州政界人士眼中,黄瑶算得上是一个“仕途被奇迹包围”的官员,在现任贵州省领导班子当中“资格算是很老的”。
有观察人士认为,黄的落马,有一部分原因是“功成名就过早”。
至于黄瑶被指的“作风腐化”,贵州省多位人士认为他跟贵州省内一名女性政府官员关系密切。据司法界人士透露,组织上在黄瑶双规前,“曾找过该官员谈话”。
“如果大量的资源及资源配置权大量集中于政府手中,非常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官员犯罪成本往往也较低。”贵州社科院的专家称。
该专家称,“以扶贫资金为例,由于其来源渠道多或其它原因,可能在中央与地方对接中,下到基层,最后只有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因官员收受贿赂,导致国家投的大量钱财被不法商人套走,就更加恶劣了,影响到大面积人群的民生。”
“如何强化相对落后地区官员的反腐预防,是非常迫切的一个课题。”这位专家说。